园”？我们已经有那么多的中心公园和广场。最大、最知名的有上海的陆家嘴中心绿地、重庆中央公园和大连星海广场。几乎每座中国城市都有自己的标志性公园或广场。与西方城市相比，我发现它们的规模要大得多。与许多西方城市相比，我发现中国城市更加令人兴奋、更具活力、更朝气蓬勃。中国的城市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改变。这对于中国的设计师来说是一个机遇，也是一种挑战—他们如何在短时期内做出一些具有承载力和弹性的设计，来应对城市如此迅猛的变化和转型。
 
　　LAF：您能再介绍一下“都市非正规实验室”（Urban Informality Lab，简称UIL）吗？
 
　　何：U I L是一个都市智囊团，尤其关注当代城市中非正规空间的状况。作为一个拥有艺术、建筑、景观设计、室内设计以及城市设计与规划等跨学科背景的团队，我们因我们的激情和 对于非正规之美的着迷而联系在了一起。我们感到迫切需要去探索设计师对待非正规的新方式，去拓展设计师的角色。对于非正规性的研究并不颠覆常规的设计分析，而是提供观察、思考和行动的不同选择方式。但是，我们感兴趣的不是非正规的表象，而是其背后的东西，它是因何而产生的，以及我们能如何利用它。
 
　　LAF：UIL对于在城市中的实践方式有哪些主张？
 
　　何：这个研究团队的一个重要目标是理解“变化”这一概念以及我们如何回应当前的环境。我们习惯于从上至下看城市，因此小细节通常就被忽视了。UI L试图透过蠕虫的视角（即从下向上的视角）查看城市非常具体的情况。我们更着重于处理现有的状况。我们鼓励设计师将现有的使用模式作为出发点，以最少的设计动作取得最大的成效。一个小幅度的动作或许不会影响到整个城市，但却可以丰富环境。小即是大。
 
　　LAF：您能列举一些都市非正规的例子吗？
 
　　何：关于设计师如何能以细微变化来改变情况方面，“城市快乐实验室”（U r f u n L a b）在印度苏拉特（Su r at）城的“雨水管道”都市设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废弃的雨水管道在印
 
　　度城市街头随处可见，从来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。Urfun Lab的设计师看到了利用这些废弃管道的机会。通过使用玻璃纸，他们改造了大量不美观的雨水管道，为毫无特色可言的水泥街道增添了彩色。这一细微变化为过往行人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空间体验。更重要的是，它使传统的街道生活得以复活，使街道空间能更多地被非正规形成使用，比如成为潜在的集会场所或是街道操场。这个小创意无疑对生活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 
　　我想谈的另外一个例子是U I L最近在中国厦门市做的一项城市干预和空间激活项目。像其他许多中国城市一样，厦门私家车的数量迅速增长，许多社区空间都变成了停车场。这也导致传统的户外活动减少，如羽毛球运动。为了使它们回归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，U I L志愿者开始在整个城市中寻求可能的空间，狐尾山森林公园是我们关注的场所之一。这个公园周围都是高密度的居住社区，缺少户外活动的公共开放空间。设计的首要目标是重新激活一条贯穿整座公园但又被忽视的4k m长的混凝土走道，使之成为一系列临时的羽毛球场地，可供居民打羽毛球。虽然在混凝土地面上画出赛场不是什么难事，但设计的首要问题是“在哪儿画”。第一步是开发“地点策略”。羽毛球比赛要求场地必须平整、呈矩形，由一张网从中分成两半，设置羽毛球网需要可以绑缚的架子。考察过场地后，我们发现走道两边的树可以用作绑缚架。
 
　　我们的第二步是找到两棵相对并恰好对齐的树。在这次设计中，我们还查看了其他可用的场地基础设施，如厕所、垃圾箱、水龙头、用于就座或摆放个人物品的装置，以及留给观赛者的空间。这些微型基础设施是赛场的一部分，在决定设计的地点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最后，我们用黄色标记线清楚地划定了位于3个地点的12个标准赛场。
 
　　在12块场地划定3周后，居民们开始早晚去那儿打羽毛球了。当高峰时段所有的场地都被占满时，人们就在邻近的地方开展一些传统的户外活动，例如踢毽子。由于运动者和游客增多，许多小贩和农民出现了，并开始在走道边贩卖蔬菜和水果。这无疑为低收入者创造了一个增加收入的机会。这一设计是一种能够逐渐放大影响的方式，以细微变化的累积来改变情况，从而能够影响到更广泛的城市肌理。包括景观设计师在内的设计师所能做的，远不止仅仅制订一个自上而下的总体规划。现在是做出改变的时候了。